“一难”：运管部门监管力量不足而执法任务繁重。目前，运输业户数、运输车辆数、从业人员数都增长得很快，加上数目同样庞大的各类非法营运“黑车”，整个市场由不充分竞争状态过渡到了过度竞争状态。然而，运管部门的编制人员数量增长速度却要慢得多，加上许多地方的运管部门经费不足，出现了市场爆炸性增长、执法人员数量反而很少，执法设备相对落后、陈旧、不足的现象。即使每日全力整治也仅能对“黑车”非法营运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有时查扣了一批“黑车”，没过几天，又出现—批新的“黑车”填补“市场空缺”。

     “二难”：运管部门执法环境差，执法阻力大。

     主要表现为：执法权威不足。一方面，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使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只有警察执法才有正统性”的误解，运管部门属于行政执法机关，行使行政执法权，并不具备警察那样的执法地位。另一方面，道路运输监管的法规、规章、规定分别由国务院、交通部和地方政府制定，就权威性而言不及由人大立法形成的法律条文，加上全社会对违法（违章）运输的危害认识不足，许多人对打击“黑车”非法营运的正常性、必要性合理性不以为然，甚至将其与乱规定、乱作为、乱罚款、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等同。

     主要表现二：“黑车”一旦被运管部门查扣，车主常常通过某些部门领导、企事业单位、行业团体、社会群体向执法人员施加压力。

     主要表现三：运管部门取缔“黑车”非法营运过程中抗法事件层出不穷。直接原因是非法营运车主害怕高额罚款，倾向于对抗执法。此外，运管部门取缔“黑车”非法营运时有时会涉及一些行业团体、社会群体的利益，也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部门、新闻媒体不熟悉道路运输法规、规章、规定，对“黑车”车主一味袒护。

     “三难”：运管部门执法手段单一，取证难度大。

     一是执法手段过于单一。《国道条》虽然赋予了运管部门实施检查、暂扣车辆的权力，但由于方式、方法的规定简单、单一，因而对“黑车”车主、驾驶员没有强制力。执法过程中，一旦遇到对方拒检、逃逸、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几乎束手无策。

     二是取证难度大。一方面，许多“黑车”车主、驾驶员已是“屡次犯案”，在与执法人员的“斗法”中可以说是“经验丰富”，一旦被查获则不开口、不承认、不签字，矢口否认非法营运的事实，企图蒙混过关。此时，乘客、货主又有可能慑于情面，或者怕遭到报复，或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太愿意配合执法人员的取证工作。另一方面，取证设备落后，掌握高科技手段不足，现场询问笔录难以奏效。

     “四难”：仅靠交通系统打击“黑车”非法运营孤掌难鸣。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克服打击“黑车”非法运营营运工作中的难点，纷纷整合交通系统的执法资源，或进行内部合并，或改变执法体制，实行多个职能部门联合执法。这些做法大大提高了打击“黑车“非法营运的工作效率和成效。

     但是，这类做法的固有缺陷限制了执法效率和成效的进一步提升。一是此类整合涉及机构改革问题，市一级运管机构无法自主推进；二是交通系统执法人员仍是行政执法人员，对“黑车”车主、驾驶员始终不能形成足够的强制力，特别是对暴力抗法者震慑力不足；三是以此改革为基础建立的联合执法队伍在集中了原来的几个职能部门的人员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了这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仅就打击“黑车”非法营运而言，在效率上反而不及专业执法队。